稿酬、书号、教材、书店......你关注的书业变化

时间:2019-01-26 13:47

出版业改革开放的40年,是从事业体制转向事业与产业并行发展的过程,是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、从指令性内容生产转变为市场竞争主体的过程。文化体制的特殊属性,让出版业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更多的难题,一直是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于是从切片的角度入手才能更清楚地观测到在大宏观背景下,出版业所做的创新探索。

  

在改革开放30周年时,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推出“改革开放30周年专刊”,对30个出版切片进行盘点,改革开放迎来40年之际,我们在此基础上丰富了对近10年的观察,推出了40年40切片。这些切片让我们更加清楚,出版业市场竞争能力的增强来源于出版企业内部包括编辑室建立、稿酬制度使用、竞聘上岗等经营管理制度改革;来源于通过集团化、资本化的方式实现“弯道超车”,迅速完成“大出版”产业链的搭建;来源于充分利用科技手段赋能出版,告别“铅与火”,进入“光与电”,继而进入“互联网+”时代。

  

改革开放40年,出版在变“小”,分工明确,特色化、精细化经营体系更加完善;改革开放40年,出版在变“大”,体量变大,数量变大,功能变广,出版机构已然从内容提供商转变为文化服务提供商,出版的边界正在模糊,新型合作层出不穷。这正是出版的魅力所在。
 

1978年前后,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出版机构的重生或者新生。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、福建教育出版社为代表的“元老级”出版社在经历了“文革”的彷徨苦涩后,迎来了复办。而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、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等为代表的改革开放“同龄社”则在百废待兴、全国动员的呼声下迎来了新生。可以说,1980年代~1990年代,是出版机构试水建制的摸索期。出版业逐步完善持证上岗制度、图书稿酬制度,中国加入《国际版权公约》《伯尔尼公约》、书号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等。尽管是在计划经济年代,一些出版单位已经率先有了市场意识,开始自办发行。1992年,在全国性改革浪潮中,很多出版社纷纷进行体制创新,改变“大锅饭”的生产经营方式。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召开了“东山会议”,建立了业绩和分配挂钩的提成机制,提高了编辑的积极性。

 

出版机构抱团取暖的意识也是在这个时期萌生,全国地方文艺出版社联合体、美术社联合体出现,国家试点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挂牌成立。民营图书公司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开始大规模进入教辅策划领域,并很快形成一批有影响的品牌,如世纪金榜、世纪天鸿、金星书业等。

  

2001年,最为值得一提的是,教育部启动教材多元化改革,《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》颁布施行,教材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出版的“一纲一本”变为“一纲多本”,全国所有出版单位、个人、团体都可以参与竞争中小学教材编写。同年,国务院也提出要改革“单一渠道”的发行体制,引入新华书店以外的发行机构参与教材的发行,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发行要面向全国招标。教材教辅出版的市场化竞争愈加激烈,活力也随之增强。除此之外,2000年初,出版机构的精细化经营意识逐步增强,根据不同产品特征细分了不同的编辑部门,甚至成立了营销部、策划部等适应市场的功能性部门。在国际出版方面,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,我国引进版权的数量快速增长,国际合作步伐加快。

  

2003年,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试点期后,转企改制进程加快2005年,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制定,当年,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率先引入现代企业制度,并同步完成企业化和股份制改革。短短3年,2008年50家中央在京出版社和20多家高校出版社先后完成改制工作,2009年转企改制继续发酵,2010年~2011年,全国出版产业转企改制基本完成。出版社逐步完成了如明确出资人和出版社权益、清产核资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、落实人员安置政策等改制流程。这一时期,出版企业实现上市破冰并逐步推进。

  

尽管难免经历阵痛,但是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后的出版机构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。进入2010年,出版效益稳步增长、资本化运作成效显著、国际化进程加快,“大出版”“大教育”的格局呼之欲出。出版机构的兼并重组速度加快,既有为扩大出版规模效应的同行业兼并,也有出版产业链上下游的兼并,如拓展房地产、游戏、动漫等产业。国际合作从版权贸易到资本运作再到本地化经营常态化,中国多次成为重大国际书展的主宾国,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不可或缺的主体。出版转型升级快速推进,大部分出版企业都引进数字出版人才,建立数字出版部门,新闻出版发展重点实验室、数字出版产业基地纷纷建立。集团化、数字化、国际化、资本化、专业化成为新时代出版业发展的关键词。

  

经历迅猛的发展期后,近年来出版业开始慢慢沉淀,回归“慢出版”“细出版”。很多出版人意识到,在市场化竞争中,更应该强调出版业的双重效益,“大而全”“快而多”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。因此,出版社通过设立奖项鼓励更多优秀原创内容,通过成立作家工作室为作者提供全方位服务,通过开设书店更好地服务终端读者,通过国际编辑部这种成本低、风险可控的方式寻求中外合作。相关部门开始对教材教辅出版进行规范,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,统编《语文》《历史》《道德与政治》教材投入使用,其他层级的教材统编措施正在酝酿。

  

 

出版正在回归文化服务的初心。